明星郑爽被曝助孕弃子 有助孕中介坐地起价
2021/6/23 22:01:22 点击：
流量明星郑爽突然被曝助孕弃子，这则惊天丑闻也将助孕行业再次拉回公众视野。这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在疫情之下，由于海外助孕提供者锐减，面对国内有增无减的需求，这门生意更加火爆。硬币的一面是沉默而庞大的不孕不育群体，另一面是法律、道德和女性权益的拷问，助孕行业抑或辅助生殖行业，究竟该如何规范？
一、疫情催红国内助孕市场
所谓助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我国法律和道德对助孕持谴责态度，但AI财经社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助孕行业仍然屡禁不止，由于疫情影响，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火爆。联系了一家专注于海外试管婴儿服务的机构，官网显示，该公司在香港、泰国、广州均设立分公司，为国内居民提供试管婴儿、美国产子、出国体检、就医等服务。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海外助孕服务已全面停摆，“国内的客户出不去，现在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助孕业务已经取消了，具体恢复时间要看疫情和国家规定。疫情对我们海外助孕冲击比较大，现在公司运营也很困难，已经裁掉部分员工了。”多名助孕机构从业者表示，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内助孕市场。刘威在一家武汉的助孕机构工作，他透露道，今年以来已经接到好几个海外籍的中国客户，有的客户在国外定居，但更青睐中国的孕妈，有的客户在其他国家做得不顺利，转而到国内做。一些国外助孕机构的运营者同样是中国人，由于海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些机构陆续转入国内市场。
我们机构大部分孕妈来自山区农村，有过生育史，年龄35以下，很受客户欢迎。现在国内技术越来越成熟，又比海外方便，客户没有必要在国外做。专注于上海助孕中介服务的老李也持相同观点，“未来国内市场行情肯定越来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时间不能等，国外又去不了，海外业务这两年肯定都不行。”助孕服务并非新鲜事物，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助孕行业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如今成立较早的助孕机构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服务流程。客户需要先进行体检，向助孕机构提供年龄、孕检结果、双方染色体、男方精子质量分析、女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随后可以亲自到公司实地考察，确认合作意向并签订合同后，女方即可启动排卵、取卵，同时对男方取精，15天左右就能做成胚胎。助孕生意更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现场考察、签约、成功抱娃。乍一看，助孕仿佛变得和租房一样容易。当被问及是否会受到郑爽丑闻波及时，多家机构回复称，公司业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客户做好体检，一到两个月就能安排移植，最快年底即可成功抱娃。
AA69的区域经理王胜告诉记者，公司经营已有18年，截至去年11月，辅助生育了2万个婴儿，不仅拥有自建实验室和国内顶级生殖专家资源，孕妈也由独立后勤团队陪护、照顾，但绝非媒体口中的黑中介。强调专业性和口碑经营的同时，不少助孕机构提出，“国内虽然不合法，但是不犯法，如果触犯法律我们不会做的”，更有从业者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禁止供卵和助孕，5000万不孕不育家庭该怎么办呢？我希望能给这些家庭更多保障，更多关爱。”
二、助孕家庭血本求子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以13.5亿人口总数粗略估计，2012年时，中国不孕不易人群已经达到5000万。王胜告诉记者，一般有助孕需求人分为三类，一是自身生育条件不好，多年备孕无果的夫妇，二是失独家庭，或者想抱二胎的高龄产妇，三是忙于工作的商业精英、高收入群体。“你可能想象不到，有的人想要一个孩子，想到要着魔的程度。”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往往求子心切，年龄偏大，害怕错过最后的生育年龄，因此不惜高价求子。或许捏准了求子群体的心态，助孕机构叫价也颇为昂贵，市场均价在60万—120万之间浮动，如果对婴儿性别或体重另有要求，客户还要额外支付费用。而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想要助孕一个不包性别的胎儿（60万元为基准），需要不吃不喝攒钱9年。不菲的产子费仅有一小部分流入助孕妈妈的手中。记者在贴吧看到不少招募助孕妈妈的信息，助孕妈妈的报酬多在15万—20万之间，至少三分之二的报酬都被助孕公司抽走。
极为丰厚的利润，也使得助孕行业逐渐衍生出巨大的地下市场，其中就包括屡见不鲜的黑中介机构。这类机构通过低价吸引客户签约，中途坐地起价。为了节约成本，常常将一个卵源分给多个客户。孕妈的住宿条件也极为恶劣，通常多人混居在城中村里，人身安全和自由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助孕黑中介往往成为法律纠纷的重灾区。我国曾明确出台“禁止助孕”的规定。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2006年，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消验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生育的卵子捐赠出来。
不过上述规定均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文件，并未纳入现有法律中，加之约束对象仅仅是医疗机构，民间助孕、取卵手术并未受到直接管束。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曾增加一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但因参与草案的 与会者分歧较大，该条规定最终被删除。关注此事的资深律师李维表示，“目前国内在助孕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监管机构及主流舆论对助孕持批判态度，因为助孕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也存在一定道德争议。”李维表示，“在卵子母亲、助孕母亲、助孕机构三者中，最弱势的是助孕母亲。助孕生产的孩子通常受到法律保护，卵子母亲也享有法律承认的权利与义务，但助孕母亲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现有法律规定认定助孕合同无效。因此，助孕过程中如出现经济纠纷、法律纠纷，助孕母亲只能按照实际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获得相应民法补偿，无法获得合同承诺的利润。”
一、疫情催红国内助孕市场
所谓助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我国法律和道德对助孕持谴责态度，但AI财经社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助孕行业仍然屡禁不止，由于疫情影响，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火爆。联系了一家专注于海外试管婴儿服务的机构，官网显示，该公司在香港、泰国、广州均设立分公司，为国内居民提供试管婴儿、美国产子、出国体检、就医等服务。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海外助孕服务已全面停摆，“国内的客户出不去，现在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助孕业务已经取消了，具体恢复时间要看疫情和国家规定。疫情对我们海外助孕冲击比较大，现在公司运营也很困难，已经裁掉部分员工了。”多名助孕机构从业者表示，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内助孕市场。刘威在一家武汉的助孕机构工作，他透露道，今年以来已经接到好几个海外籍的中国客户，有的客户在国外定居，但更青睐中国的孕妈，有的客户在其他国家做得不顺利，转而到国内做。一些国外助孕机构的运营者同样是中国人，由于海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些机构陆续转入国内市场。
我们机构大部分孕妈来自山区农村，有过生育史，年龄35以下，很受客户欢迎。现在国内技术越来越成熟，又比海外方便，客户没有必要在国外做。专注于上海助孕中介服务的老李也持相同观点，“未来国内市场行情肯定越来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时间不能等，国外又去不了，海外业务这两年肯定都不行。”助孕服务并非新鲜事物，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助孕行业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如今成立较早的助孕机构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服务流程。客户需要先进行体检，向助孕机构提供年龄、孕检结果、双方染色体、男方精子质量分析、女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随后可以亲自到公司实地考察，确认合作意向并签订合同后，女方即可启动排卵、取卵，同时对男方取精，15天左右就能做成胚胎。助孕生意更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现场考察、签约、成功抱娃。乍一看，助孕仿佛变得和租房一样容易。当被问及是否会受到郑爽丑闻波及时，多家机构回复称，公司业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客户做好体检，一到两个月就能安排移植，最快年底即可成功抱娃。
AA69的区域经理王胜告诉记者，公司经营已有18年，截至去年11月，辅助生育了2万个婴儿，不仅拥有自建实验室和国内顶级生殖专家资源，孕妈也由独立后勤团队陪护、照顾，但绝非媒体口中的黑中介。强调专业性和口碑经营的同时，不少助孕机构提出，“国内虽然不合法，但是不犯法，如果触犯法律我们不会做的”，更有从业者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禁止供卵和助孕，5000万不孕不育家庭该怎么办呢？我希望能给这些家庭更多保障，更多关爱。”
二、助孕家庭血本求子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以13.5亿人口总数粗略估计，2012年时，中国不孕不易人群已经达到5000万。王胜告诉记者，一般有助孕需求人分为三类，一是自身生育条件不好，多年备孕无果的夫妇，二是失独家庭，或者想抱二胎的高龄产妇，三是忙于工作的商业精英、高收入群体。“你可能想象不到，有的人想要一个孩子，想到要着魔的程度。”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往往求子心切，年龄偏大，害怕错过最后的生育年龄，因此不惜高价求子。或许捏准了求子群体的心态，助孕机构叫价也颇为昂贵，市场均价在60万—120万之间浮动，如果对婴儿性别或体重另有要求，客户还要额外支付费用。而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想要助孕一个不包性别的胎儿（60万元为基准），需要不吃不喝攒钱9年。不菲的产子费仅有一小部分流入助孕妈妈的手中。记者在贴吧看到不少招募助孕妈妈的信息，助孕妈妈的报酬多在15万—20万之间，至少三分之二的报酬都被助孕公司抽走。
极为丰厚的利润，也使得助孕行业逐渐衍生出巨大的地下市场，其中就包括屡见不鲜的黑中介机构。这类机构通过低价吸引客户签约，中途坐地起价。为了节约成本，常常将一个卵源分给多个客户。孕妈的住宿条件也极为恶劣，通常多人混居在城中村里，人身安全和自由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助孕黑中介往往成为法律纠纷的重灾区。我国曾明确出台“禁止助孕”的规定。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2006年，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消验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生育的卵子捐赠出来。
不过上述规定均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文件，并未纳入现有法律中，加之约束对象仅仅是医疗机构，民间助孕、取卵手术并未受到直接管束。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曾增加一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但因参与草案的 与会者分歧较大，该条规定最终被删除。关注此事的资深律师李维表示，“目前国内在助孕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监管机构及主流舆论对助孕持批判态度，因为助孕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也存在一定道德争议。”李维表示，“在卵子母亲、助孕母亲、助孕机构三者中，最弱势的是助孕母亲。助孕生产的孩子通常受到法律保护，卵子母亲也享有法律承认的权利与义务，但助孕母亲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现有法律规定认定助孕合同无效。因此，助孕过程中如出现经济纠纷、法律纠纷，助孕母亲只能按照实际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获得相应民法补偿，无法获得合同承诺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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